1919年5月，红潮涌动
巴黎和会照片（《中华民国实录：图册》长春：吉林人民出版社，1998年2月第1版）
巴黎和会的怒火
1919年5月1日，北京《中国时报》刊出中国外交代表团向国内的报告，陈述了巴黎和会外交失败的原因。上海英文报纸《大陆报》之北京通讯说：“政府接巴黎中国代表团来电，谓关于索还胶州租借之对日外交战争，业已失败。”
5月2日，身为大总统徐世昌顾问、总统府外交委员会委员兼事务长的林长民，在北京《晨报》发表《外交警报敬告国民》：“昨得梁任公先生巴黎来电略谓青岛问题，因日使力争，结果英法颇为所动，闻将直接交于日本云云。”“今果至此则胶州亡矣，山东亡矣，国不国矣。”他大声疾呼:“国亡无日，愿合四万万众誓死图之!”
1919年1月国务院函，既能看出国内对巴黎和会的殷切期盼，也能看出国内形势对代表团的影响（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）
这天一大早，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急匆匆来到学校，在饭厅召集学生班长和代表一百多人，给他们看林长民《外交警报敬告国民》一文后，向学生们讲述了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努力最终失败，德国在山东的全部权益将不会交还中国，而是“让与”日本。这个消息犹如晴天霹雳，学生们震惊了：“这是什么和会？”“分明是强权战胜公理!”“我们必须立即请愿，阻止政府在协议上签字!”
当天晚上7点，国民杂志社十多名社员举行社务会议，本来是准备商量杂志出版事务，但大伙儿却不约而同地将话题集中到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上来，决定由杂志社通告北大全体同学，明天晚上召开学生大会，并邀请北京高师、工专、农专、法专等学校派代表或热心分子参加，讨论行动对策。
五四运动开始后，学生不断游行示威，抗议巴黎和会将胶州湾交给日本
5月3日晚7点，北大学生和十几所北京高校1000多名学生，汇聚到北河沿北大法科礼堂。大会由国民杂志社易克嶷主持。《京报》著名记者邵飘萍向到会学生报告了巴黎和会外交失败的情况，号召爱国学生挺身而出。紧接着，许德珩等学生一个接一个地上台发言，痛批列强的虚伪面孔和侵略本质，斥骂北洋政府的软弱与卖国。在热烈的气氛下，大会决定星期日（即4日）齐集天安门举行学界大示威。
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了。五四运动是近代中国革命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，是第一次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，拉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。
传播马克思主义第一人
五四运动前夕的李大钊
《新青年》从四卷一号始，由编辑部同仁轮值编辑。1919年5月，李大钊轮值主编六卷五号时，推出“马克思研究专号”，刊发了8篇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，其中就有他撰写的长达两万六千余字的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》。
李大钊从唯物史观、经济学说和社会主义理论三个方面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学说，文中还翻译了《哲学的贫困》《<政治经济学批判>导言》的主要部分，同时阐述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。
他指出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有两个要点，一是“一切社会上的政治的、法制的、伦理的、哲学的，简单说，凡是精神上的构造，都是随着经济的构造变化而变化”。另一个是“生产力一有变动，社会关系必须随着他变动”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有两个要点：一是“余工余值说”，二是“资本集中论”。他认为，马克思主义是它的历史论、经济论和政策论的统一，“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，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”。
和以往一些人对马克思学说所作的片段的、不确切的表述不同，该文对马克思主义作了相当完整的介绍和比较确切的阐释，对当时思想界产生了重要影响。该文的发表，不但表明李大钊完成了从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，而且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进入比较系统的传播阶段。
据不完全统计，李大钊从1918年7月发表《法俄革命之比较观》，到1921年7月中共一大召开前三年中，发表介绍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共计181篇，平均不到一周就发表一篇文章。因此，李大钊成为在中国系统传播马克思主义第一人。
1919年的《新中国》
说到新中国，人们一般会想到1949年10月1日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。但是30年前即1919年5月15日，北京出现了一本叫做《新中国》的综合性月刊，其作者主要有蔡元培、胡适、章士钊、高一涵、瞿秋白、郑振铎、邵飘萍、朱自清等文化教育界名流学者。
《新中国》月刊诞生之时，正是巴黎和会召开期间，巴黎和会自然成为创刊号的主题。无论和会进程、中国代表团提案，还是商榷结果、国内各地的抗议，月刊都有充分的反映，并提出了“废约”的主张。月刊还提出，“山东为中国文化所肇始，乃中国人民之圣地”，绝不能放弃领土主权，必须废除中日密约，惩办订立密约的祸首；领事裁判权是一种极不公平的涉外法权，必须革除；要求收回失去的关税主权、筑路权等等。
既然叫《新中国》，自然要探讨如何构建“新中国”。其发刊词号召“人人以造新中国为己任”，主张救国要从培养国民意识做起，使国民“熟察世界之趋势，及我国在世界之地位”。始终铭记“中国虽弱然能支持至今者纯藉自过之精神力量，抵抗外力之压迫绝不希望其他强国之助力”，只有自立自强。救国需要爱国热情，也要有脚踏实地的长期准备和破釜沉舟的耐心。
《新中国》对时事政治和社会文化的分析，多从学理与文化思潮出发,侧重学术性的探讨和研究。归纳起来看，其主张主要是用“马克思的唯物史观”解释社会变革，用“文学”改革社会，用“自治”的办法建设地方政治，改造社会救中国等。
在两年多时间里，《新中国》月刊所刊发的文章涉及国际问题、国内政治及文化改革许多方面：就南北政府议和、地方自治与裁军、制定新宪法、建立新国会等提出设想；就新文学与旧文学、白话文与文言文展开争论；从生存解放、教育解放、政治解放、伦理解放方面讨论妇女解放问题。1919年的1卷8号，还刊载了郑振铎翻译的列宁《俄国的政党和无产阶级的任务》部分译文。
1920年8月，《新中国》停刊了，但它毕竟体现了积贫积弱时代，中国人民对未来新中国的构想和向往。尽管有些构想今天看来有些幼稚。
作者：刘岳，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副巡视员
文章发表于《前线》杂志2019年第5期，原标题“1919年5月：红潮涌动”
责编：金蕾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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监制：李爱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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